一看伍立扬先生的《使酒骂座——随风而逝蚊蝇臭》（中华读书报1999．6．16，以下简称《骂座》），使我吃了两惊。文章的标题就分量挺重，说那些作者“使酒骂座”倒也罢了，把人家比作“蚊蝇”而且还“臭”，似乎有失厚道。胡文辉的文章说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更多的是高级资料汇编性质”，确实大不妥，本来完全可以对钱先生的这部博大精深的学术巨著作一番分析介绍，但是《骂座》却叫他“胡作者”，“真乃胡说之典型；其人坐井观天，发为谬说”。那篇钟鸣的《心香泪酒祭吴宓》批评钱先生的《围城》，“凭了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大耍贫嘴太多”，我也不同意的。该文还骂那些给《围城》以很高评价者“是吃饭撑着的腐朽之辈”，于是“心香”全无。但是《骂座》以骂对骂，说人家“其人乃文学盲之盲中盲，必无可疑矣”，亦实不可取。韩石山批评《管锥编》不用白话而用文言，认为不如胡适用白话写好。这本来是一家之见，完全可以讨论。即使有的话略有讥刺，如“不敢恭敬”之类，其实也很平常。但《骂座》说“其发议甚怪诞，行文又有谤贤呵祖之嫌”。说韩石山的看法“谤贤”已经十分勉强，怎么能扯上“呵祖”呢？再说，韩石山再错，也不应该骂他“竖子”！还说什么他“蚊目测海……自炽其枭（周按：原文如此）张之气……适足捧腹喷饭已耳，其以荒唐伦父发可诛之议，左抢右突蝇头蜗角铢称寸较，戚戚若负贩，而自以为得计”。韩石山的全文我没有见到，但从《骂座》所引的文字来看，何至于到“可诛”的地步！
《骂座》的写作手法着实很令人费解。鲁迅先生和钱钟书先生都是我极其崇敬的大作家、大学者。据我所知，鲁迅是反对捧杀和以辱骂为批评的，钱钟书先生亦然。他们的特别值得敬重，其中就包含着这种可贵的实事求是精神。但是《骂座》则以貌似赞颂钱钟书先生极力贬低他人而使钱先生陷于不实之地。钱先生的学术造诣确实非凡，但是说他“处处皆有深异思想的开掘发明，而造成一种奇观。近代以还，国事鼎沸，学术殆江河日下矣；若非钱著出世起而振之，尚有文化复兴丰碑可言欤？”则未免太过。“钱学”确实精彩博大，但说“处处”如何如何，恐系不实之辞。至于近代以还，大师辈出，钱先生的道德文章之所以为人所景仰，其中的重要一点就是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而又能独树一帜。顾准先生在那样的年代就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骨气和睿智写出了那样超前的文字，而本人的命运这等悲惨，真正是“我以我血荐轩辕”，实在是令我等深为汗颜。人们尊敬顾准，自因为他在道德文章上有其独特的贡献。《骂座》说，“然其思想，有如破壳之核桃，浅白可见”云云。我真不明白，赞颂钱先生又何必如此贬损顾准？那位顾鸣（氏）批评有人认为《围城》的微言大意可与《红楼梦》媲美，这本是个学术问题，他的不是乃骂这些人“是吃饭撑着的腐朽之辈”，但是《骂座》竟然贬低《红楼梦》道：“前人早以为《红楼》冗长涣散，以文章论，远逊《水浒》（见1912年《雅言》第一期），真知言也。”我不知道除了这个《雅言》之言外，伍立扬先生还能举出多少“真知言也”来。
最使我不解的是，《骂座》对文言的偏爱竟至于此。钱先生的文言功力我也十分钦佩，但是说“其文言之水准，为五千年文明之罕见结晶”等等，实在不敢苟同。伍立扬先生的文章我所读不多，过去觉得文笔也还流畅清丽，颇可一读。而《骂座》用文言写，我古书读得很少，因此颇有几处不解，诸如“然其所论挖歪斜塌茸，厌厌不振，如下里衣装、不中程度”等便是。再说，伍先生在文言上如此下功夫，不知怎么回事，《骂座》中竟也有一些大白话：“弄得满篇没劲，如一洼死水，那是绝大的错误”；“什么叫‘纵然写得不太好’？”
读《骂座》时我两次认真回看作者的姓名，生怕看错了。我甚至怀疑是有人冒充伍立扬这位据说是学者型的散文家，要败坏他的令名。如果真是伍先生所为，那么我希望这是他酒后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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